参见：中华民国—蒙古国关系
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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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宪法制定前的所有准宪法条文，都认定蒙古是中华民国的固有之疆域[76]，然而随着制宪的完成上述条文均已告失效[77]：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民国20年（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一条：“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
同年制定公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时，第四条第二项提到车臣、土谢图、三音诺颜、扎萨克图、塞音济雅哈图、唐努乌梁海[注 4]、青塞特奇勒图、乌拉恩素珠克图、巴图塞特奇勒图各部，而第八条以及第九条提到蒙古地方。
民国25年（1936年），五五宪草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为……、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
民国35年（1946年）1月，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随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中的“蒙古代表”在塞北四省、新疆、青海的中国蒙古族各盟旗选出，无在外蒙古选出者。[78]“蒙古西藏之代表四十名，在蒙古方面（一）由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青海左翼盟，青海右翼盟，察哈尔部及阿拉善特别旗，额济纳特别旗，土默特特别旗选出者九名。（二）由巴图塞特奇勒图中路盟，乌拉恩素珠克图四路盟，及青塞特奇勒图盟选出者三名。（三）由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呼伦贝尔部，及伊克明安特别旗选出者五名，（四）由其他蒙古盟旗选出者七名。”当时，云南省代表段克昌等提案将固有疆域改为列举方式，但最后宪法还是采取概括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79]民国36年（1947年）12月25日宪法施行。
1947年中华民国全图，当中的外蒙古部分标注“已经我国承认其独立。”
1979年5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实录》所附的《中华民国全图》
1986年起沿用原中华民国公告疆域行政区划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队旗，包含中国大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等地
民国101年（2012年）大陆委员会因此指出：宪法制定公布时，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但童振源个人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是建立在宪法草案的基础上，要解释与变更固有疆域之范围，应当参考宪法草案之说明，即使中华民国外交部承认蒙古国，仍然没有影响中华民国宪法认定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76]然而《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是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而非五五宪草[77]。民国38年（1949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控告苏联。民国41年（195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苏联违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以致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民国42年（1953年），立法院决议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撤销对蒙古独立的外交承认。外交部多次表示外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蒋经国（中国国民党籍）在任期间制订的《陆海空军军旗条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86年附图二之九，2002年附图二之八，以至2022年附图二之七，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队旗，沿用原中华民国公告疆域行政区划像秋海棠。
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都是由生活在上述几省中的蒙胞或其代表依宪法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了多份与外蒙古相关的议案，如第四次会议第327号〈储备蒙藏人才，以利收复蒙藏案〉[80]、第五次会议第71号〈请号召海内外蒙藏及边疆各民族同胞，一致支持政府，巩固领导中心，以利反攻建国案〉[81]、第六次会议第39号〈强化蒙藏委员会，提高功能，以资号召而利反攻案〉[82]等，均决议送请政府切实办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吴秀兰代表对蒙藏委员会专题报告作出更正：“蒙古包括内外蒙古，虽在苏俄裹挟下宣布独立，我政府未予承认，但民国二十四年成立自治政府之时，曾报奉我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监选，以示主权属于我国，苏联亦曾同意，并派飞机迎送，故应视为我国领土之一部。”大会送请政府书面答复。[83]国民大会秘书处自民国68年（1979年）5月至民国80年（1991年）10月所编的《会议实录》所附的《中华民国全图》都宣称法理的中华民国疆域包括外蒙古。[84][85]国民大会全面改选后，曾要求政府研究办理全民公决，以明确外蒙古归属问题，但未付诸实施；钟佳滨代表提案要求确认外蒙古非属本国疆域，被大会否决。[86]
民国82年（1993年）4月12日，陈婉真、沈富雄、彭百显、颜锦福、尤宏、叶菊兰、李庆雄、黄尔璇、林浊水、邱垂贞、刘文庆、翁金珠、邱连辉、吕秀莲、卢修一、张俊雄、廖大林、侯海熊共18名民主进步党籍第二届立法委员提案的立法院释宪声请书，争论国家领土范围之界定得否由释宪机关解释时，主张外蒙古以及中国大陆不是中华民国疆域，认为外蒙古已经由公民投票通过赞成独立、中华民国政府也已经承认，以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撤销对其的承认无视于国际法中“对国家承认是无条件且不得撤销”之惯例，无疑为“呓人梦语，实不足采”；应将“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共和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中华民国当时不承认国家的正式国名直接写出，没有引号或“伪”字。[87]同年11月26日，司法院大法官在释字第328号解释回答：‘中华民国领土，宪法第四条不采列举方式，而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规定，并设领土变更之程序，以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历史上之理由。其所称固有疆域范围之界定，为重大之政治问题，不应由行使司法权之释宪机关予以解释。’此外，宪法中提到“蒙古各盟旗”的三条文已被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冻结效力。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司法院释字第328号解释
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曾经定义“大陆地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之地区及外蒙古等。2002年1月30日，中华民国行政院正式公告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及第五十六条条文”，将蒙古排除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已经排除外蒙古的适用性，所以现在定义的“大陆地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之地区。然而，此修正引起立法委员关沃暖高度关切，于同年2月26日立法院总质询，提出行政院修正通过该施行细则第三条规定涉及“违宪”，中华民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如此作为，将成为“卖国贼”之强烈质疑。[88]
2002年，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中华民国重新承认蒙古国为一独立国家。[89][90]自2002-2003年起，中华民国与蒙古国在双方的首都（台北与乌兰巴托）互设大使馆性质之代表处[91][92]。在外交部网站的各国介绍中也加入了蒙古国[93]。
2004年行政院通过了废除“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决议。行政院表示，“蒙古各盟部旗已非我国统治权所及地区，因此该法已无继续施行的必要。”当时的行政院长游锡堃表示，“蒙古国是一主权国家，且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与一百多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尊重国际社会的共识。”“行政院为因应实际需要，解除我国与蒙古间的交流障碍，已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三条，将外蒙古排除于两岸条例施行区域，决定与蒙古交流事务均依照外国人之规定办理，务实推动双方各项交流，建立互惠互利的实质关系。”
2006年1月，行政院该决议送立法院表决三读通过，由总统签署总统令正式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及“管理喇嘛寺庙条例”。行政院长游锡堃表示“我国在制定宪法前，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承认蒙古国的存在，甚至当蒙古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国民政府也投票赞成，因此从历史来看，我们没有违背现实的必要，而且民国三十六年内政部所编印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中，也没有将蒙古列为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因此承认蒙古国符合现况亦不涉及违宪。”
201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一、民国35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俗称外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二、外交部虽于民国42年提经立法院决议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并未完成宪法领土变更之程序。”“三、外交部在91年7月8日函示略以：“蒙古已为主权独立国家，且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国际法上国家之承认，原则上属于‘无条件与不可撤回的’，当时承认之相关要件迄今仍存在。”[94]
目前官方已不再发行“中华民国全图”[95][96][97][98]，台湾市面上所发售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均已将外蒙古排除在中国之外作为独立国家标示，教科书亦然。包含外蒙古在内的《中华民国全图》（秋海棠版）则已少见，民间也早就普遍视外蒙古为主权国家，有“地理已成历史”之讥。
2017年9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裁撤蒙藏委员会，原业务交由文化部、外交部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承接。文化部在蒙藏委员会原址成立蒙藏文化中心；[99]与蒙古国往来交流的业务改由外交部执行。[100]。
1949年以前中共对外蒙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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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日报》于1945年10月29日头版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1922年，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联武装力量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101]1920年代末期，当时由李立三、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曾指出：“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102]
1929年10月，中共向外蒙古境内的中国工人发表宣言，希望他们加入蒙古国籍，帮助并参与蒙古独立建国的革命事业，要他们联合蒙古人一致对抗“国民党军阀”。[103]
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主张“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104]
1935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105]
1939年12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明确提出，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境的一部与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接壤。而195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章中加上了，“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原始版本1939年12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中并没有这句话）[106][107][108]。
1940年1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秘文在香港披露，日本意图以满洲国、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来交换承认外蒙、新疆、西藏为苏俄势力范围。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共产党则对《苏日中立条约》表态：“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109]，并为此发表社论[110]。
1945年外蒙古公民投票后，中共于10月29日在《解放日报》公开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独立。内文称，“外蒙的独立，是得到苏联伟大的友谊帮助”、阐述外蒙古在历次中国“反动统治”下一次次的谋求独立，“承认外蒙独立是解决久悬未决的问题”、“使双方的友谊更加靠近”。[111]
1947年6月至1948年7月的北塔山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和蒙古的立场，声称此次边界冲突是国民党挑衅、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所策划。[112][113][114][115][116]当时国府因北塔山事件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外蒙古入会，而中共公开表态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117]194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吐鲁番、鄯善和托克逊三县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政府针对蒙古的军事行动，约500名平民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镇压中丧生。
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阿那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成为革命后新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遭到拒绝[118]。毛泽东随后表示“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119]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条约。中苏后来发表公告称：“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120]
1949年6-7月，中共党中央刘少奇秘密出访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中共和苏联将来合作的事宜。其中中共代表团给苏联的报告就有提到：[121]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做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节录（1949年7月4日）
1949年中共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民族自决权”问题，有以下阐述：“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新中国已经诞生，为了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与互助团结。 ”[122]